文革过去整整四十年了。作为当年文革造反派之一员，我认为我们应当通过对文革的反思而进一步认清极权专制的本质。

记得在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朋友议论文革，一位老造反朋友就说：过去我们总说老保们受蒙蔽，其实我们也是受蒙蔽，受了个大蒙蔽。

不错，文革的造反运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各级党组织，但是它帮助强化了毛的个人权力，使极权统治登峰造极。其实，毛的做法并非史无前例。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一度也发动普通党员群众揭发批判各级地方党的领导。在我看来，象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发动普通党员或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忿恨主人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因而乐于在僭主的支持下打倒主人和顶头上司，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借此加强自己的个人权力。

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感到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中共在全盘否定的名义下禁止对文革的清理，一部文革史已经被搞得混乱不堪。特别是造反派，什么坏事都推在造反派身上。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澄清的。另外，文革期间的不少反叛思想，许多也是来自造反派队伍。毫无疑问，造反运动中包含有反政治迫害的成分。但我们不应夸大它的份量和意义。在整个造反运动中，反迫害所占的比重有限。另外，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真正的保护人权也还毕竟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造反派不仅仅反对当权派压制群众，他们还积极地揪斗走资派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众所周知，在被揪斗的走资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彭德怀、邓拓式的干部；在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狠加批判的各种政策和观点中，主要是那些比较务实和稍具自由化色彩的东西。造反派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政治迫害的，是以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保护自己打击对方的，结果就成了为毛的例如三面红旗一类罪恶背书，倒去批判那些在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上比较务实的和稍具自由化的东西。

不错，毛刘都是坏蛋。我们既然有机会借毛这个坏蛋之力去打倒刘这个坏蛋，何乐而不为？但问题是，毛之所以要打刘，不是因为刘的坏，而是因为刘的不太坏，而是因为刘还有一点好。毛是因为刘搞了点修正主义，多少纠正了点自己的错误，使中国走出大饥荒，才对刘无比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造反派助毛打刘，是帮助大坏蛋最坏的方面去打击小坏蛋最不坏的方面。不错，有一些造反派只是打起毛的旗号反迫害，他们只是打毛的旗号去打击压制他们的那些当权派。但是你只要打的是毛的旗号，你就不免被毛所利用。保守派同样打毛的旗号。有没有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有，但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无非是有点实用主义罢了：对于毛的指示毛的政策，对自己有利的就多讲，对自己不利的就少讲或回避。但大多数人还是承认毛的权威的。这当然是过去十七年洗脑的结果。这正是毛敢于发动文革的本钱。不错，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之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和干部从早先对毛泽东的热烈崇拜中清醒，但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又陷入对毛泽东的强烈恐惧。这就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极权专制，因为极权专制的本质就是恐惧。

文革中，各派都打毛的旗号保护自己，都打毛的旗号打击对手。于是毛的权力就达到顶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哪派赢得上风，哪怕占据了中央权力，也不敢公开打出反毛的旗号，因为他们担心一打出反毛的旗号就会立即招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谁还能当赫鲁晓夫？谁还敢当赫鲁晓夫？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如意算盘。他几乎取得成功。今天我们反思文革，首先就要深刻地认清极权专制的这种本质。 ——自由亚洲电台(6/14/2006 2:35)

在文革 40 周年到来之际，尽管北京官方「严防死守」，不准公开出现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并阻挠大陆学者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文化大革命 40 周年国际研讨会」，但在民间，无论是退休干部、知识分子，还是众多的文革过来人，都无法忘怀那场给整个中华民族及个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要求当局正视历史悲剧。

5 月 14 日，在纽约举行的文革研讨会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讨论时，与会的大陆学者徐海亮，在会上介绍了「 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召开的情况，这是一个不被官方认可的「地下」研讨会，但反映了民心所在──大陆人民不会忘记文革。

徐海亮在会上宣读了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执笔介绍会议情况的简报。据介绍，这个会议是 3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北京密云水库举行，由北京学者郝建倡议，与崔卫平、丁东及徐友渔共同发起，目的是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进和深化对于文革的研究。

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来自海外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和瑞典文革史专家共 16 人，包括：郝建、崔卫平、徐友渔、丁东、唐少杰、吴迪、叶维丽、邢小群、陈家琪、何蜀、陈东林、沈迈克、魏光奇、赵诚、吴小龙，以及这次到纽约出席国际研讨会的徐海亮，并有其他文革研究者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

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结合论文宣读和专题讨论，把重点放在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和学术界当前最关心的问题上，分为四个单元进行。第一单元由徐友渔和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介绍海内外文革研究的情况。

徐友渔在题为《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一文中，概述了从1967 年至今，中国观察家、评论家、学者、民间思想者、官方理论家等人研究文革的努力和成果，以及中国大陆几家刊物在 10 年前开辟有关文革的讨论受到打压的情况，并介绍了今年海外有关西藏文革书籍的出版情况等。

徐友渔特别指出，由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了重要基地的作用，同时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旅美华人学者的长期努力，从 21 世纪初开始，基本改变了「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主流和主导地位。

文革学在西方成冷门

瑞典中国通沈迈克以在西方人中熟练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资料著称。他与人合著的一本厚达 700 页的文革史著作《毛的最后一场革命》，即将于今年 8 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迈克在会上介绍了西方研究文革的主要机构、文革研究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研究资料的来源，包括当时大陆官方的宣传品、各种群众组织小报、对从广东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分子的采访、驻华外交机构的报告等等。他指出，当初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者，但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特别是中共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文革的兴趣急剧下降，转而研究当代中国的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现在，文革学在西方已经成为冷门。

历史学家叶维丽的发言题目是《卞仲芸之死》，谈的是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芸在文革中被该校学生毒打致死一事，芝加哥大学的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对此已有充分的调查和记录。叶维丽文革时是师大女附中初三学生，她力图把这一事件放到文革史的「文革再次发动」的概念来理解，并谈到暴力在此阶段的作用和意义。

陈东林提交的论文是《文革与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认为，否定文革是完全正确的，但为什么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苏联却没有？他认为文革的发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毛泽东试图改变中国模仿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尝试，带有探索和改革的意义，只是因为错误的手段而带来极大的灾难。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评价文革的标准，首先由丁东作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尺度》的发言，介绍相关背景。他说，在国内，评价尺度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第二个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当时启动了中国大陆反思文革的语境。

不过，丁东指出，今天回头看，邓小平的尺度也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把毛泽东的责任归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回避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人的后果；四、不能正视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追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

第三单元讨论「两个文革」说与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评价，所谓两个文革，除了指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

徐友渔说，据他的研究，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现居美国旧金山 )，他在 1981 年发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提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

徐友渔说，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白霖等西方学者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利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 (又名杨曦光 )、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

他指出，在 1996 年纪念文革发动 30 周年的时候，「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热烈，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激烈。刘国凯 (现居纽约 )在《北京之春》 2006 年 1 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其观点引起很大争议。

出席北京研讨会的学者基本上都不赞成「两个文革」说。有人举例，比如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写到的刘凤翔，他的地位曾经很高，五○年代是湖南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被打成右派，他对这个体制可以说看得彻底清楚，他想从文化革命、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发动起来了，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也砸烂了，就给人们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就联络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自觉地既要改变右派的命运，又要改变中国当时那种专制制度。

第四单元的发言围绕「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进行。首先提出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三个时期，即文革前 17 年、文革 10 年和文革后到今天 28 年的关系？官方的研究更多的是从 17 年来看待 10年，他们否定 10 年或者否定文革，理由是因为和 17 年对立，其实10 年必然从 17 年而来，17 年和 10 年的关系非常微妙，就是说文革怎么爆发的，和 17 年的关系是什么？再有就是从否定文革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的 28 年，实际上是文革所带来的走向现代化对以前的一个反拨，这个 28 年和前面的两个时期的关系非常有意思。

第四单元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是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关系。与会者认为首先要注意的是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40 年过去了，当年 10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 50 多岁；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 80、90岁，再不抢救，历史就要被带进棺材。但口述史的问题也很多：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有意回避，使口述史的真实程度受到怀疑。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

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把口述史和某些回忆录作比较很有意思，在当今大陆语境下，官方组织撰写的高干回忆录，不论是否归入正史，其价值往往低于口述史。有学者认为，尽管口述史有不可靠的危险，但不能弃而不用，达到信史，固然很好，但在目前中国大陆的环境下，以认真态度整理出来的口述史，发表出来进入公共视野，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有总比无好，即使不准确、不到位，发表出来引起争论，也可以推动文革研究。 ——世界日报(5/24/2006 9:54)

2006年6月9日VOA

李肃华盛顿报道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他为代表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成为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然而，在历史尘埃落定的今天，我们看到，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

*先迫害 后受害*

宋永毅：“文革，刘少奇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被迫害致死，而且他从职位上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党内的第一副主席，那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在美国的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

宋永毅：“但是人们在注意到他这个最大受害者的身份的时候，忘记了一点：他还是一个最大的迫害者。”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中国湖南省宁乡县的花明楼村。这里距离五年前毛泽东出生的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还不到10公里。

谁能想到，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会以你死我活的结局来结束他们的同乡加同志的关系。

*国家元首和接班人*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在仕途上又上一层楼，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的第二个“主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刘少奇1959年10月1日主持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大会时的讲话录音：“十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开辟了中国历史的社会主义新的时代。”

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说：“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嫌隙。那是1962年1月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当时，毛泽东的一场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曾经热衷于大跃进的刘少奇在会上对大跃进提出了一点批评。

*闯祸有份 调整有功*

文革历史专家宋永毅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刘少奇在大跃进的时候也比毛泽东左。他搞大跃进食堂也是很左的。但刘少奇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比较务实。他和邓小平也好，陈云也好，周恩来也好，都是一线搞经济工作的人。虽然刘少奇经济工作不拿手，但是邓小平、周恩来这些人都是比较实在的。所以刘少奇到湖南去看到食堂不行，他就解散这个食堂。

“以后他们中央搞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有功劳的。尽管这个祸也是他们和毛泽东一起闯的，但是他们在收拾这个祸，把这个民族从大饥荒中间迅速调整出来，这些人是有功劳的。”

对于刘少奇的批评，毛泽东尽管心存不满，但还是被迫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不过，大饥荒过后，由于中共官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而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同时中共还继续神化毛泽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因此中国人并没有把这笔帐算在共产党、毛泽东头上，而是跟着官方宣传把帐算在“自然灾害”头上和省级以下的干部头上。他们认为，“自然灾害”和这些干部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导致了这场大饥荒。而毛泽东则仍然是他们的“贴心人”和伟大的领路人。

这似乎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他对当年被迫自我批评耿耿于怀，正希望有机会把这场大灾难的过失推卸到那些他认为执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员身上。于是，在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刘少奇在1963年
*有时比毛更激进*

此时，刘少奇已经受到毛泽东的指责，说他顶不住右倾压力。听到毛泽东发出搞阶级斗争的号召，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响应，坚决贯彻。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份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澳门大学的副教授程惕洁博士在谈到当年的亲身经历时说：

“在文革之前就开始要建立自己话语权的人，都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都一个一个清除，一个一个开除。这是指的高校社教，‘四清’，就是63年，64年。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只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贴大字报，我们早就被开除了。这个运动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

*四清是文革预演*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倡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唯一和文革交叉的大的政治运动是什么？那是‘四清’。这个四清是谁组织的？是刘少奇组织的。现在国内不少的学者，包括党的系统的学者研究四清的结论是，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么你就可以想到，有的时候受害者他也是害人者。而受害者他恰恰是为害人者提供了害他的依据，害他的手段，害他的方法。这个就是刘少奇的悲剧。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得比老毛还要左。”

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就是抛开现存体制，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信和体罚。

刘少奇还是第一个提出通过“造反”对付“修正主义”的人。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问道：“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回答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

刘少奇的这些经验都成为后来文革中普遍使用的手段。

*毛刘分歧*

然而，刘少奇极左的表现并没有讨得毛泽东的欢心。毛泽东想把四清的矛头对准新的敌人--“走资派”，要把这股祸水引向上层，强调“根子在上面”；而刘少奇却把矛头对准传统的敌人--“地富反坏右”和党内的“小虾米”，最多只是调整了几个省级官员的工作。

实际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十分有限，只是程度的差别。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认为，毛泽东为了整倒刘，故意制造和夸大他们之间的所谓“重大分歧”。宋永毅写道：“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耿耿于怀的始终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触犯的‘龙颜’--这才是所谓的毛刘“重大分歧”的实质。”

实际上，刘少奇在四清中的一切行动都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甚至是赞赏的。但是后来毛泽东反过来，把刘的这些经验和做法统统否定了。

*冲突加剧 毛决心倒刘*

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刘冲突公开化、白热化。先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身体不适，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会议。后是毛泽东在会议中声称四清中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坚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在会议上，刘少奇打断毛泽东的插话，同毛发生争执。结果，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掏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甚至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毛泽东1970年12月18号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说过，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就是在1965年1月那次会议期间下定的。

*“集体决定开展文革”*

看到四清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决定甩开刘少奇的四清，竟自发动起文化大革命了。不过，即使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对毛的政治路线仍然是紧跟。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5.16通知》
“尽管说刘少奇他被迫害致死，不等于说他对文革没有责任。恰恰相反，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对文革的开展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集体决定开展文革的。而这个集体决定是谁主持的呢？是刘少奇主持的。《5.16通知》刘少奇是举双手赞成的。在《5.16通知》以后那段时间，毛泽东因为要引导刘少奇犯错误，他就在6、7、8三个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这段时间之内主要是刘少奇领导文革。”

*文革初期整人多*

1966年，中共的《5.16通知》发出以后，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刘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组，轰轰烈烈开始了这场文化大革命。

宋永毅说：“工作组做了两件事。在学校来说，第一个，整校领导。整那些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那个红卫兵的暴力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工作组整了那些校领导。有了工作组给他们定性，那这些红卫兵，这些学生才打那些人嘛。为什么红卫兵就没有打那些没有被定成什么有问题的人的那些教师呢？就是因为工作组引导了暴力。

“再回过头来讲，刘少奇在这三个月中间，6月到8月，他主持的中央批转、批发了大概15、6个文件，这15、6个文件大概点了近两百个党内的重要干部。比较大的，比如说，象彭、罗、陆、杨，彭真第一个也是刘少奇点的。而且彭真还是他的战友，刘少奇把他背叛了。那么，另外点的象内蒙第一书记乌兰夫，是给他搞出来的。大学校长差不多有50个，比较有名的象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也是被刘少奇的工作组王光美亲自去把他揪出来的。”

当时“揪出”的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副总理兼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号说，彭真“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次彭、罗、陆、杨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宋永毅说：“他不是不搞走资派，他也搞走资派。他和老毛的最大区别是，老毛的意图就是，最大的走资派是你刘少奇；老刘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走资派，下面的人是走资派。如果刘少奇不被毛泽东打倒的话，迫害的人绝对不会少。我给你举个例子。因为刘少奇他延续的经验是‘反右’的经验和‘四清’的经验。当时他批转的这15个文件中间，刘少奇批过两次，一次是中南局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

“当时的中学生，中国是好几千万，高中生大概就有两千万，大学生150万。你算算百分之一是多少？210万。这个数字不得了。你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搞210万右派，超过‘反右’的规模。‘反右’是55万，当然最后是搞了300万。你现在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搞210万，还不包括工厂，还不包括其它地方，那可能就搞出个1000万右派。所以刘少奇当时的这个文革路线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次反右”*

在1966年的6月和7月刘少奇领导中共的文革期间，全中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有1万多个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文革的参与者刘国凯说：

“1966年的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第二次反右，整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还要恶劣。第一次反右是要人家说话，说完了再说你这个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就这样来批斗。第二次反右根本没叫人说话呀。而是翻档案。谁的档案黑一些，谁就是。然后组织一些积极分子进行官方大字报的围攻，把他揪出来了。其实没说话就揪出来了。学校里面凡是给工作组提了意见的都打成反动学生。”

然而，不知道刘少奇当年是否知道，这实际上是毛泽东设下的一个文革陷阱。

宋永毅说：“实际上工作组在北京也好，在全国也好，这个工作组是毛泽东批准派的……对毛泽东来说，他是有意让刘少奇上钩。如果说刘少奇不派工作组，他可以说‘你放弃党的领导’。他8月份回来就整你放弃党的领导。那么刘少奇派工作组，去搞反右派，控制局面呢，他就说你是镇压群众运动。不管怎么样，刘少奇一定要被打倒的，一定要被整死掉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刘少奇自己，他以为可以避免，他抱幻想。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刘少奇实在是不了解他的老老板，就是这个毛泽东。”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极左表现并没有使自己免遭厄运。1966年7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立即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指责。8月4号，毛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刘“镇压群众运动”。第二天，毛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且重新排列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几个月以后便被彻底打倒了。

*路线斗争还是权力斗争？*

回首当年，文革中所谓的和毛泽东誓不两立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宋永毅说：“中共的领导人实际上没有人反对过的。《5.16通知》是全票通过，刘少奇主持的会议。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他是跟毛泽东的路线跟不上，他不知道怎么跟。是毛泽东设下陷阱，他跟的是毛的‘四清’的路线和毛的‘反右’的路线，结果毛倒过来倒打他一耙。

“所以今天对于文革的批判，从70年代对四人帮的批判，到80年代、90年代延伸到五人帮，对毛泽东的批判，今天对文革的批判应当触及到制度问题，应当触及到整个领导阶层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在政治路线上分歧甚少。他们在经济问题上有分歧……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搞‘四清’这些问题上，刘和毛没有区别。”

尽管刘少奇积极推行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但是他仍然成为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情可荫绿,亦可枯黄（修订稿）---言慧珠往事

章诒和

小时候，父亲（章伯钧）曾对我说：“好的东西都令人不安。如读黑 黑格尔，看歌德，听贝多芬。”
我勉强读了几页的黑格尔与歌德，没觉得不安，连稍稍不安也没有。但我看台上的言慧珠，却能叫我稍稍不安。后来，我听了她许许多多的故事，心里真的不安起来。关于她，对我讲得最多的朋友是许思言（许寅，上海记者、剧作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下榻在北京西苑宾馆。他是会议代表，我是大会工作人员。午饭后，是我俩聊天的时间。我总提前到，等上几分钟，他就端着一大杯浓茶来了。
我喜欢言慧珠，他就给我讲，我随着他的讲述大笑，随着他的讲述落泪。现在讲述者也去世了，在很大程度上，我是重复他的讲述。眼看着往事即将成为众人知之不详的遗事，内心深处当有一种怎样的创痛与苍凉？我不过是在记忆的残骸中拾骨，借了文字悼亡伤逝罢了。

言慧珠（1919-1966） 女 蒙族 籍北京 京剧旦角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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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五个剧种】
1919年的深秋季节在北京宣武门外校场小六条的一座四合院里，降生了一个女婴。四合院的男主人原名锡，就是后来更换了名字、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他的妻子高逸安为专演老妇人的早期电影明星。这个女婴就是后来比父母还要走红的言二小姐——言慧珠。言家生活不怎么富裕，但清王族之气韵犹存。皮黄、丹青、诗词、音韵，样样拾得起。审美化的人生态度，润泽着这一家老小的心魄。
言菊朋一生得意的日子短，失意的日子长，所以心情舒畅的时候很少。但到了中年时候，他至少还有两点希望，借以安慰和支撑自己。第一，自己辛苦了半辈子，终于自成一家，人称“言派”。虽眼前不红，但深信有朝一日会得到社会承认。第二，本人尽管不走运，却有如许儿女，总有一个能够走上他所愿意看到的道路，为言家争气。——这话，算是说准了。进入二十世纪中期，言家几个子女(长子言少朋、儿媳张少楼、二女言慧珠、次子言小朋、儿媳王晓棠、幼女言慧兰、女婿陈永玲)分别从事着京剧、昆曲、电影、话剧、评剧。所以，言慧珠在1959年纪念父亲逝世十七周年的时候，说：“莫怪人家要开玩笑，光算我们一家，就有五个剧种，看到百花齐放了。”而最美丽的花，就是言慧珠本人：身高一米六五，削肩长颈，柳叶眉，高鼻梁，小方口，一双俏目，顾盼神飞。是个谁瞧上一眼，就能记住一辈子的女人。
言菊朋在清末民初当过公务员，后因花费在听戏，学戏，唱戏的时间太多，耽误公务，索性辞职不干，专以国剧为务，决心“下海”。应该说父亲的“下海”，对女儿的影响是很深的。言慧珠后来曾这样描述：“到了晚上，灯下，我们兄妹二人在温功课。父亲就在天井里吊嗓练功。逢到风雨晦暝的日子，他就站在檐下，我只要听见父亲高唱‘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就禁不住为那凄凉苍劲的歌声所吸引而神往。”

【捧角儿】
幼年，言慧珠读的是书，爱的是戏。刚刚六岁，就学着青衣旦角，哼起戏来。
程砚秋于1933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华戏曲学校”，该校学生在吉祥戏院演出，读中学的言慧珠几乎天天都邀三四个同学去看戏。她不光看，还要高声吆喝，起劲鼓掌，居然成了一群“捧角儿”的。一时间，娱乐小报上“言二小姐如痴如狂”、“小姐狂捧男角”等花边新闻，连篇累牍地刊了出来，闹得满世界都知道言菊朋有个二小姐。二八佳人，如花似玉，大胆泼辣，颇有男子气概。人家把这些报导跟她说了，她倒满不在乎，一笑置之。血肉充盈、恣情任性的个性已然显露。
高中没毕业就退了学，十六岁的她终于着魔般地正式学戏了。原本坚决不让女儿涉足梨园的言菊朋除了叹息，已毫无办法。

【是块戏料】
她先学程（砚秋）派，后在父亲建议下改学梅（兰芳）派。最初是当了一年多“留学生”，即跟着留声机学。但名士风度的父亲始终没向梅老板引见。言慧珠提出：是不是可以向长期给梅兰芳操琴的琴师徐兰沅学？言菊朋觉得可行。别看言慧珠小小年纪，却已懂得暗通关节：决定拜师，先从师母开始。主意已定，第二天清早，她买了点东西径直往徐家而去。进门就亲亲热热叫“师娘”，再恭恭敬敬上礼品，那模样和声音着实讨人喜欢。
徐师母笑道：“这老头子还睡着，没起来呢！慧珠姑娘，先屋里坐吧。”说罢，便忙着收拾屋子，洗菜做饭。言慧珠立马卷袖子，跟在后头帮着干活。师母不让干，心想：眼前这个女孩儿是言家掌上明珠，从来不上锅台。但看她干得那么欢实、认真，心里自是喜欢。
三五日过去了，徐兰沅一点动静都没有，每天好像不是忙着应酬，就是去电台讲梅兰芳，杂七杂八的事情没完没了，回家总是很晚。第二天，又要睡到中午。接连一个星期，言慧珠无缘与徐兰沅见上一面，可与师娘处得像一对母女。师娘过意不去了，对丈夫说：“你总不能老躲着吧，我看你还是给她说说吧。”
徐兰沅之所以不教，是怕言二小姐吃不了唱戏的苦。他想了想，决定教两句，难难她；难倒了，便也就死了这份儿心。随即对她说：“我今儿教你两句《凤还巢》里的慢板。你明儿来，要唱给我听，看你行不行。”
就这两句唱，言慧珠学得全神贯注，走路哼，吃饭哼，睡觉也哼。言菊朋纳闷：“这孩子怎么傻了？”
第二天，她唱给师父听。不但字正腔圆，而且神韵不差。徐兰沅拍手叫好：言慧珠学戏有灵气，是块戏料。什么叫戏料？那是一种或天生或训练得极其精致的舞台感知力与审美能力。她学戏的速度惊人，不出一年，就把徐兰沅肚子里的本事全给榨出来了，得到梅兰芳在化装、音乐、台风、扮相方面的真髓。有一天，徐兰沅对她说：“你学得这么好，真要变成小梅兰芳、女梅兰芳啦！”
言慧珠答道：“先生不也是个不上场的梅兰芳吗？”
中国古典戏剧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个平常剧本能形成一家之“独创”，而这个“独”，非剧本之“独”，乃表演之“独”。而表演的全部才情，皆寓于综合性技艺之中。故要当一名戏曲演员，必备唱、念、做、打等综合性技艺。只会唱，是根本不行的，也不会被观众认可。不像如今能有那么多只会清唱不善表演、只唱折戏，不会本戏的“新秀”与“名家”。言慧珠经徐兰沅和父亲的介绍，跟朱桂芳学梅兰芳的舞蹈身段和把子功（即京剧训练武打的基本功的总称），又跟着“九阵风”（阎岚秋）学武旦和刀马旦。从1937到1938年的两年时间里，不分天晴下雨、烈日严冬，她始终跟着徐、朱、阎三位京剧名家学戏，功夫不负有心人，耕耘自有好收成。言慧珠就此打下了扎实的功底，甚至超过了科班。
1939年，二十岁的她随父到上海演出，因加演《扈家庄》，一炮而红。言慧珠高大又苗条，艳丽又纯洁，眉宇间荡漾着一股英气。难怪人家说，她不像南方的闺阁千金或小家碧玉，是个绝代的北国胭脂，燕赵佳人。一旦登台，京津沪那些个捧角儿的，就趋之若骛。尽管是敌伪时期，照样被捧上了三十三层天。
言慧珠的一只脚踏上舞台的同时，另一只脚跨入了银幕。她一直是个出色的戏剧、电影两栖演员。1940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的《三娘教子》影片，是言菊朋、言慧珠、言少朋一家人的合演，后来还拍摄了《逃婚》、《红楼二尤》等多部影片。从她的好奇、好动、好强、好胜的个性与灵动飞扬的艺术天分来看，这又是理所当然的。电影明星不像戏曲艺人那么保守，言慧珠从中比别人更早、也更多地接触到西方事物，生活也渐渐浪漫起来。应该说，电影给她的舞台表演带来了光彩，同时也给她的情感生活制造了许多麻烦和不幸。

【入梅门】
言慧珠要成为梅兰芳的高足，必得获其悉心真传。她距离这个追求的目标，既近又远。近，是因为梅、言两家本就认识；远，是说要梅收下女弟子，决非易事。言慧珠为入梅门，可谓煞费苦心。第一步是要跨进梅宅。进了门，一旦梅先生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事情就有了六、七分。她先是结识了梅府红人李三爷（释戡）和许二叔（姬传），很快取得他们的好感。再后，她抓住了梅老板的千金（梅）葆玥，哄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成天价围着“言姐姐”转。这一步，已是十分圆满。因为要梅兰芳亲授说戏，如无梅家子女在侧，日子一久，便难免生出闲言碎语。
言慧珠对梅氏夫妇执礼谦恭，敬奉周到。但要找学戏的机会，可就难了。因为梅兰芳的职业习惯，每天很晚睡，翌日下午才起来。不一会儿，贵客、好友、弟子便纷至沓来，直至深夜。稍有空闲，梅夫人便会出面挡驾，劝其休息。正觉无计可施，她突然发现葆玥喜欢听故事。这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是件轻松的事，她讲的故事总是长又长，像多卷本的《天方夜谭》。为了听个结局，葆玥请求父母容许留言姐姐歇夜。而过了晚上十二点，梅老板就会闲下来，半夜时分跟他聊聊天，说说戏，他是高兴的。这样，言慧珠天天赶到梅府，给葆玥讲故事，跟梅先生学戏。 这当是1942年梅兰芳从香港返回上海的事。
1945年抗战胜利，梅兰芳复出，登台唱戏。不管演多少场，言慧珠是场场必到，风雨无阻。有时自己刚下场，连卸装都来不及，就赶去看。好在梅兰芳的戏都是大轴，放在最后，一般都不会错过。言慧珠最懂得引人注目的技巧。她看戏总是掐准时候，在大轴将上场之前几分钟才进场。座位差不多是在七、八排中间。她扬着头，迈着轻松的步子，由后而前。高跟鞋响着清脆的韵律，好像告诉所有的看客：“我来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绛红色的呢大衣，脖子上围着两条玄狐，还是整条狐狸做的。那在当时是最最时髦的。在灯光照耀下，加之高挑丰满的身材，闪闪发亮的大眼睛，真是“容光四射，明媚照人”。坐下之后，她先不看戏。挺着脖子用眼睛向前后左右扫射一遍，接着抬起手理理鬓角，打开手包，用小镜子照着补妆，扑扑粉、抹抹红。她的这些小动作，也好像在告诉人们“言慧珠在此”，直到梅兰芳出场，才收敛一切，专心看戏。她细心地看着梅兰芳的每个动作、身段、台步、水袖，还不时用笔记录。其实，那时的言慧珠已然大红，在艺术上却仍像个求索者，求索不止。哪像我们现在的戏曲名角、名家，一旦自己红了，就再也不进剧场看别人的演出。
言慧珠学梅兰芳极像，扮相几可乱真，唯一的差别是下巴比梅略尖了点儿。论身段，梅兰芳是男性，属中等身材，言慧珠则是修身玉立。扮起来，二人高矮肥瘦就差不多了。言慧珠的化装术非常高明，能够在眉宇之间画出梅兰芳那种神韵。
独具慧眼的梅兰芳对言慧珠是破格栽培，言慧珠亦知冷知热。对恩师、对梅氏一家她都爱之弥深。这里仅举一例，梅兰芳三代世居京城，饮食上习惯于北京风味，尤嗜豆汁。久住上海的他，说起故都小食，真有一副怅然若失的神情。凡离乡背井的人大多有此体会，因为人的乡情往往缠绕在寻常的感官印象之上，而在所有的感官印象里，味觉记忆的残留是最持久、也最是强烈的。言慧珠赴沪，特地用几个四（市）斤容量的大玻璃瓶（可惜那时没有塑料桶）装满老北京最好的“豆汁张”的上品豆汁。梅兰芳大快朵颐后，亦深感弟子的一片至诚，别说女子，就是男人带着几大玻璃瓶豆汁上飞机，也是辛苦。言慧珠就是用女人的心思、男人的气力去做这样的小事敬奉恩师。
1951年，中央文化部决定给梅兰芳拍摄他的舞台艺术片。计划拍摄的剧目有《宇宙锋》、《霸王别姬》、《白蛇传·断桥》、《游园惊梦》、《贵妃醉酒》等。其中的角色安排是导演是吴祖光的一大难题，也很脑筋。当时言慧珠正在北京，她跑到吴祖光家里，提出要演“断桥”里的青儿。她说：自己跟梅先生学戏多年，为追求梅兰芳的艺术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获到内外行的夸奖。如跟梅先生一起拍一部电影，就是她的最大荣誉。拍摄过程，自己会尽力为梅先生服务，也可替梅先生作替身排练走位——吴祖光见她如此恳切地要求，便先找梅夫人谈，再找梅兰芳商量。但从梅夫人那里得到的答复是：梅先生教她戏可以，合作拍电影不行。另外，葆玖（梅兰芳之子，男旦）演青儿在梅家和梅剧团已经定好了。
言慧珠没演成青儿，非常遗憾。后来拍《游园惊梦》时，梅兰芳发话了：让言慧珠演杜丽娘的丫鬟春香。这下子，可把她高兴坏了，尽管春香的分量远远比不上青儿。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病故。10日，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的那一天，她和丈夫俞振飞从青岛搭乘飞机赶来，言慧珠一身疲惫、满脸哀伤地站在剧场门口……一个培养她、爱护她、理解她的人永远地离她而去。
1962年，为纪念梅兰芳逝世一周年，言慧珠和俞振飞到北京连演十天京剧、十天昆曲。她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撰稿《梅派唱腔欣赏》和《梅兰芳‘穆桂英挂帅’之唱腔分析》。记得1984年，文化部举办高规格的纪念梅兰芳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播放了她关于《穆桂英挂帅》（梅兰芳晚年排演的最后一出戏）录音讲话。播放完毕，全场沉寂。言慧珠讲话内容之深刻精辟，语言表达之准确流畅，令在场所有从事戏曲理论研究的人感到羞愧。她不愧为梅门第一高徒！

【父女】
民国二十九（1940）年2月，言慧珠和她的父亲在北京吉祥戏院唱戏。压轴（即倒二，倒数第二出戏）是女儿的《女起解》，大轴（最后一出戏）是父亲的《托兆碰碑》。那时吉祥戏院的看客，以学生为多。他们都是言慧珠的基本观众。《女起解》唱完，随着言慧珠下场，学生们也撤了。等言菊朋上得台来一看，观众走了一大半。他这才明白：上座不错来自女儿的号召力，自己则是大势去矣。天哪，几十年的艺术竟不如一个毛丫头叫座了，回家就病了一场。图言菊朋与言慧珠合演京剧《打渔杀家》据jingju.net
病愈后，言菊朋又不服气了。不跟女儿合作了，争口气，不沾女儿的光，自己唱。言慧珠正求之不得呢。从此各处跑码头，红透了。而老子却每况愈下，潦倒以终。
他去世那年，才五十三岁。言慧珠正在哈尔滨演出无法奔丧，只有一个儿子（言少朋）赶回北平料理了后事。十七年后，步入中年的言慧珠发表了一篇题为《家祭无忘告乃翁》长文，深刻表达了对父亲的理解与怀念。

【大形于色】
我们常说，一个人喜怒形于色或不形于色。而言慧珠是大形于色，且一切都大形于色。说话行事，从来不分什么时间、地点、场合及对象，呼啸来去，旁若无人。梅兰芳深知这个弟子习性，所以多次讲：“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确信能以东方戏剧形式搬演西方文学名著，梅兰芳话自然包含对她艺术创造精神的赞许和肯定。
有关她张扬个性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我这里仅举几个小小例子说明。言慧珠的身材曲线分明，且都来自天然。一次，四个太太在一起打牌。一位太太说：“慧珠高头大马，真像个外国女人。尤其是她的胸部，和中国人简直不同。”
另一位说：“那一定装的假的，中国人不会长成那种样子。”为此，四人争执起来。
说曹操，曹操到。 言慧珠从外面进来，大家哗然。
她问：“你们笑什么？”
其中一人答：“她们说你是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言慧珠听了莫名其妙。但，她立刻懂了，当着满屋子的人，甩掉短大衣，把套头的毛衣往上一捋，露出雪白的肌肤和米黄的胸罩。昂着头说：“你们来检查，看究竟是真是假！”也不想想，人家的美凭的就是本真、本色和本事，女人身上那么要紧的物件能掺假吗？
1956年春，许思言和几位俞门弟子在俞振飞夫妇家中做客，大家话题自然是昆曲了。正说的起劲，就听得一阵门铃响——
“哎哟，这么多贵客，你们欢不欢迎我呀？” 言慧珠一口清脆的京片子，人随声到。
她一来，气氛立变。客人的话题少了，主人也表现出明显的冷淡。因此，略寒暄几句，她伸出手腕看看表，便起身告辞。送客之后，主妇黄蔓耘才端出点心，客厅气氛又活跃起来。过了不到半个小时，电话响了。是言慧珠打来的——说自己的一只钻戒丢在洗手间里了。
气得黄蔓耘高声说道：“你什么时候去过洗手间？自己好好想想。我这里可连影子也没有！”说完啪地一声，把听筒挂上。瞧，这就是言慧珠的为人与做派。
又听我的表姐夫黄宗江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晚上，在火车站月台，妹妹黄宗英给兄长送行。黄宗江身披军大衣，他已是一名部队作家了。那月台上还有许多的军人，只见身穿豹皮大衣，珠光宝气的言慧珠奔月、散花般地朝他们兄妹走来。黄宗英嫌她“扎眼”又“咋呼”，偷偷说：“咱们躲着点！”却怎么躲也没躲过。她全身扑向黄宗江，将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拥入怀中。这个举动，把黄宗江吓了一跳，也把旁边的军人吓了一跳，惊呼：“这人怎么啦？”
后来，表姐夫回忆这事，无限感慨地说：“如知日后慧珠的遭遇，我一定还要紧紧拥抱她。”

【做一个女人真苦】
男影星白云因与周璇合演《天涯歌女》、《西厢记》以及主演《三笑》、《碧玉簪》《惜分飞》、《红杏出墙记》等影片而走红。英俊的白云不仅精通表演，还精通国语、沪语、粤语、闽语、潮州语、马来语、英语、日语，而且对绘画、音乐、历史和文物都有一定的研究。他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银幕里风流，银幕外也风流。这样的男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被许多女性爱慕。言慧珠即与之热恋，他俩住在上海的扬子饭店。“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因为戏曲演员每晚有戏，朋友请客一般都设在中午。有车来接言慧珠，她出门前一再叮嘱：“你不要出去噢，我很快回来。”酒席的时间一长，她就很着急。有时拉了女友（顾正秋）悄悄溜出。在电话机旁，言慧珠请女友给白云打电话，说个假名约他到某个地方见面，对方同意了，挂断电话，言慧珠眼圈一红，深深叹口气说：“做一个女人真苦。”
言慧珠喜欢名牌陈年的洋酒，会跳舞，可不轻易下池。她说：“和不喜欢的人搂抱着，没意思！”右图，1946年在上海被选为平剧皇后时的言慧珠 据上海热线 hi.online.sh.cn/【换了人间】
1949年5月27日，上海在爆竹声中“解放”了。
言慧珠一觉醒来，已然“换了人间”。这一天，没搽一点脂粉，不知从哪儿弄了一件蓝布大褂穿上，一双辫子扎上一对黑色蝴蝶结。脚上是平跟黑皮鞋，像个女学生。风情绝代的女伶一下子像个女学生。她跑到女友家中。
女友问：“你今儿怎么啦？像个地下党员。”
“先看看风向，观察观察。”言慧珠淡淡一笑。
上海市长陈毅是关心名演员的，一直鼓励他们登台继续唱戏。言慧珠自己挑大梁，私人组班，参加各种演出。她还在1953年参加了上海代表团赴朝（即北韩）演出，慰问志愿军。回国后，她凭着自己的聪颖和才干，把中国梅派京剧和朝鲜族表演艺术结合起来，移植了朝鲜古典名剧《春香传》。公演那天，人民大舞台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春香传》 言慧珠改编 主演”演出后，掌声经久不息，无数人涌向舞台。她的创造力，无人可及。
此后，她集编、导、演于一身，把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了京剧舞台，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效果也好。接着，她组成一个“言剧团”，带着《春香传》、《花木兰》、《梁祝》以及其他传统剧目在外面演出。原本打算演个把月，谁承想那么受欢迎。前后两个多月，单她一个人的收入就有好几万。一旦有了钱，便张罗着买房。刚好，华园的主人要出国。房子旧了一点，却只要八千元，太便宜了。她喜得其所，用了一万五去装修。说不上雕梁画栋，在当时也算得上金碧辉煌。她每天早晨起来，要在花园草坪上跑十来个圆场（戏曲演员表演动作程式，演员在舞台上所走的路线呈圆圈形，周而复始，称为圆场），从不间断。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说：“言慧珠的圆场跑得好，都是买房的结果。”

【教他这粉蝶儿无是处】
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阶段”，戏班陆续实行“公私合营”。言慧珠盘算个人组织班社——不行了；想有属于自己的场面（即京剧乐队，由管弦乐器的文场和打击乐器的武场组成）——不行了，连个私人琴师也没有。那时，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后参加了上海京剧院，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工资在千元以上。政治上光荣，生活也不错。偏偏她看不上这些，对劝自己加入“国营”的人说：“现在还早，我要再看一看。”
在举国上下掀起的“公私合营”的热潮里，言慧珠是极少数几个对“国营”不感兴趣、并敢于公开表达“不感兴趣”的人。俗话说：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角儿的本事再大，可是在乐队、琴师、配角、龙套一个都没有的情况下，只能妥协。万般无奈的她，便也提出申请，要求“国营”了。先临时受聘于华东戏曲研究院附属京剧实验团（又名华东实验京剧团，即上海京剧院前身），后屈尊过其他剧团。东也唱来，西也唱，却找不到一个地方落脚容身。1954年北京的戏曲剧团搞体制改革，言慧珠闻讯立即北上，争取加入北京京剧团，半年而不果。这才是“恰与东君别，又被秋风误，教他这粉蝶儿无是处。”后来，言慧珠被北京市文化局分派到北京京剧四团，去了，就受排挤，而排挤者在技艺上也远不如她。到了十冬腊月，上座极好的《春香传》不知何故被迫停演。为了请求复演，好让剧团暂度年关。言慧珠跑到北京市文化局，请求领导接见，不想，竟让她在风雪里站了两个小时而无任何答复。她委屈过、也窝囊过，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地委屈和窝囊。加之，原本应吴祖光之邀参加梅兰芳艺术影片的拍摄，突然她的演出被意外地删掉。几件事情叠加在一起，这下子可不得了！1955年3月初的一个深夜，宁可丧命、也不能丢面子的她自觉走投无路而服安眠药自杀，送医院得救。活过来的言慧珠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她神情黯然，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和文化部长通话。”
自杀的消息传出，梅夫人福芝芳着急又心疼，赶到医院。言慧珠梅夫人说：“香妈（即福芝芳），我没死成呀！”
梅夫人索性把她接到梅宅调养，与她当年学戏的情景一般模样，与梅葆玥同住一室，同睡一床。想到言慧珠这几年的起起落落、是是非非，梅夫人语重心长道：“干咱这一行，唱好了是‘戏饭’，唱不好了是‘气饭’。”这话说对了，眼下的她正在吃气饭。不过她受气，并非由于没唱好戏。
偌大一座北京，容不下她，她含泪随即回到了上海。刚落脚，北京方面带话过来：在北京的所有遭遇不要外传。言慧珠不传，可别人要传。传她在北京乱搞男女关系，生活腐化……说得还活灵活现。
“本是些风花雪月，都做了笞杖徒流。” 有时被统治者的道德，比统治者道德还要严。言慧珠有“死亡情结”，只要自尊心受辱、情感受伤，她都会想到死，故一生曾多次自杀。影星白云舍她而去的时候，言慧珠曾寻死。她有一腔如火的热情，需要一个完全接纳她的男人也付给她同等分量的情感。减一分、短一寸，她都受不了。

【身上都长毛了】
聘请她的单位越来越少，同行“国营”的越来越多。她心灰意冷，把自己行头也卖了，从此不打算唱戏。她是块戏料，除了唱戏，她什么也不会干，也不想干。到了后来，她只好四处活动，几经周折，才参加了上海京剧院。
剧院的一个负责人（陶雄）找她谈话，说：“李玉茹是第一个参加我们剧院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她的工资定为一千三百元，童芷苓是第二个进剧院的，她的工资一千一百元。你现在要求进步了，也就不必计较那么多，咱们零头不算，凑个整数吧，每月一千块吧。怎么样？”
言慧珠立即表态，说：“那两位比我早进步，我晚进步，就照领导的意见办。”
“你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
这样，言慧珠成了上海京剧院的演员。虽然工资数额不等，但在评定文艺级别时，三人均为二级演员。谁说革命不分先后？
如果安分守己，从此也就太平无事，偏偏她不安分。三个旦角，三块头牌，都是人中尖子，花中花，自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每个人的演出机会都不会很多，而配角、乐队只有一套人马。首先要满足出国任务和外地演出的需要。一次，李玉茹、童芷苓先后出国访问，还有一些人到外地演出。她只得留守“大本营”。恰巧市里有个重要晚会要她演出。一时找不到乐队和配角，临时从戏曲学校借来一个打鼓的、一把弦子，从另一个国营剧团借来打大锣的，从新民京剧团借来两把胡琴，再从京剧院调来几个青年人给她配戏。到了剧场，言慧珠还不知道看戏的观众是谁。晚会是军民联欢，言慧珠认为该唱个热闹喜庆的剧目，可领导让她演《宇宙锋》。乐队、演员都是临时凑合，到了台上，效果之差是不言而喻的。言慧珠憋着一肚子气，把戏唱完。一下场，就变了脸色。
在党的领导下，个个都老老实实。领导让唱就唱，不让唱就不唱，反正发工资的时候，一分也不会少。她倒是不争钱，可争戏。进剧院不足半年，就怨言乱飞，四处散布：“我进了京剧院，戏都唱不成啦！”这不是牢骚话，是事实。因为从1956年5月1日开始在上海京剧院工作，到1957年5月为止。整整一年时间，她只演了十三场戏。追求上进的人看她不顺眼，但她也决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也更是休想。如此处世，结果可想而知：结下一大群冤家对头。
言慧珠到商店买东西。服务员都认识这个漂亮女人，遂问：“您怎么不演出了啊？”
她嘴巴一撇，没好气儿地说：“我在这儿，京剧院，在墙角里，身上都长毛了，我在发霉。”

【我要演戏】
1957年5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展开了整风运动。上海也和北京一样，召集知识界、文艺界、科技界举行各种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连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一些专搞政治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整风”是个啥含义，那么像言慧珠这样的艺人，更闹不懂了。但“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的提出，都被文人、学者、艺术家视为“福音”，因为它展示出一个自由空间的前景。言慧珠的生命只存在于感性世界，她是为艺术而生。想想自己这几年的处境，她早有话要说。现在，说话的机会来了，能放过吗？于是，在座谈会上，她把“我要演戏，让我演戏”的心声，大大发泄了一通。1957年5月 9 日的《文汇报》全文刊出。
她首先检讨自己对“公私合营“的态度。说：“解放初期，我的政治认识不够，而我又是京剧界里最活跃的一个。当时各地成立国营剧团，都将我当作争取目标，因为当时我的政治觉悟不够，我没有参加。”
发言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演戏。演戏从前是谋生手段，而现在是革命工作了。她说：“我知道自己。有些责任是应该自己负的，我的毛病，脾气，自己都知道改，我要搞好自己的工作。我希望能给我演出机会，给我一些条件帮助我的工作。但这一年多以来，我白白拿国家的许多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当然不知道领导人是不是至今认为——这位大小姐不大好惹，对待不得法，就又要生事故。
“我感到过去和我差不多的人，今天都比我工作得好；我还是愿意说，我自己应负的一些责任我愿意负，愿意改正，通过这些，我来改造自己。我想，要是不帮助我一些，不给我条件，不给我演戏，把我搁起来，那我就永远站不起来了。
“我对发生在我周围的任何大事小事都要异常小心地对待，否则便会飞来各式各样的罪名的。我实在感到有时我做的本是好事，也会忽然变成坏事。我对这种种感受甚深。我不敢相信，我这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会变得如此消沉。”
在讲述了剧院临时拼凑演出的情况后，她说：“我的身体本来不好，有点神经衰弱，但真正造成我身体不好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些失败的演出后，夜里回家睡不着，因为实在痛心！这样，对不起观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国家。京剧院的领导一年多来，没有一次找我去谈过有关京剧艺术上的问题。我曾将我过去的剧目开过一张单子给领导，希望能够看看，有没有演出基础。结果，无人问津。我在院里什么都不讲，因为一讲，便会认为是吃戏醋，闹小圈子。请问，我们得不到发展，得不到合理使用，难道不要呼吁吗？”

【给亲爱的观众一封信】
她宣泄对现状的不满，既是感性的表达，又是以自己为例。正因为富于感性特征和个人色彩，所以发言全文一经刊出，读者的来信、来电即如雪片般飞来。很快，她给这些关心自己的人一个答复。这就是发表在1957年5月28日上海《文汇报》上的《给亲爱的观众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在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各省各地，工厂、部队、学校。我有那么许多朋友，伸出了热情的手，支持我，鼓励我。这一股暖流，使我浑身都有了力量。我不再消沉，不再寂寞，我站起来了。
“朋友们！原谅我，一支笔怎么来得及回答呢，太迟了又怕你们牵挂，因此借报纸上一点篇幅和亲爱的朋友谈几句，好让你们释念。朋友们！你们是那么关心我的工作，告诉你们：我接到一个庄严又艰巨的任务——到上海戏曲学校去工作。培养第二代是何等神圣的职责，我感到惶恐又兴奋，我爱那些学生……”
改京（剧）从昆（曲），是言慧珠信中透露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很多京剧观众都为此深感遗憾。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她《我要演戏》的一席发言，把上海京剧院的上上下下都得罪完了。当然，只有走人了事。
当我和许思言谈及此事，他却说：“别看慧珠不懂政治，但她会用心思。从京剧改到昆曲，慧珠决非权宜之计。”
“为什么？”
“因为嗓子。”
我说：“她的嗓子多好，又甜又亮。”
“甜是甜，只是不像从前那么亮了。”
言慧珠确有一副好嗓子。但长期过度劳累，声带开始肥大，发肿。为此，她去医院动了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术后的嗓子，再不如前。尽管她天天坚持练嗓，但总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声音从响亮变为细嫩。言慧珠是何等的机敏聪颖，从此留意昆曲的演唱和表演。还是在反右以前，浙江省昆剧团团长周传瑛带团到上海光华戏院演出。营业惨淡，一个晚上只卖出几十张戏票。可她识货，天天买票观摩，还请周传瑛夫妇到家中做客，兴致勃勃地学习昆曲。到后来，她还跟周传瑛合作演出昆曲。
应该说，事业上言慧珠是极有远见的。但凡与艺术相关的人和事，是从不轻易放过的。还是在1955年，当梅兰芳把俞振飞、黄蔓耘夫妇从香港请回上海的时候，她就特设家宴款待，景仰俞振飞的才学的同时，也是千方百计地跟他学昆曲。有了这样一个基础，1957年经文化局批准，她调至上海市戏曲学校，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改唱昆曲，正好和俞振飞搭档。她真诚求教，为尽量向俞振飞靠拢，她也耍了些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小花招。比如，听说俞振飞到江西演出，她急得失魂落魄，还差几分种开车，居然赶到了车站，成了软卧车厢里令人惊诧不已的不速之客。
她与作家徐訏交往数载,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这使她在文学上获益非浅。言慧珠同朝鲜族音乐家郑律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者）也是很好的朋友。在排演《春香传》的时候，郑律成在朝鲜音乐与京剧唱腔的融合上，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照山又照水】
1957年5月初的一个清晨，上海戏曲学校的喇叭里，传达了这样的指示：“同学们，九时召开师生员工大会，欢迎新校长。”
大家屏住气，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郎满身金黄从学生们眼前掠过：金黄色的毛衣，点缀着淡紫的小花，橙黄色的西装短裙，浅黄色的高跟鞋。 “这就是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我们的新校长——”俞振飞开始详细介绍，可谁有心思听。
她的学生（梁谷音）在一篇怀念文章里，曾这样描述：“要紧的是赶快享受这眼前的美人吧，一睹为佳。 她那么娇，娇得有点妖；那么艳，艳得有点野。身材、五官、腰腿、找不出一丝不足，过分的完美使人怀疑她的真实。”
忽然，一个女生轻轻叫道：“呀，新校长没有穿袜子？”跟着，几十双眼睛“唰”地扫向那光洁又修长的一双玉腿。后来，她们才明白，新校长是穿了袜子的，那袜子叫玻璃丝袜，透明的。
不久，她带领学生在校园拔草。女生们不专心于拔草，而专心于她那双洁白精巧的手套，彼此议论纷纷。看来凡有她的地方，就有风光。言慧珠照山又照水。美，对于别人是用来观赏的；对于她，那就是生活方式了。

【使唤丫头】
1957年5月19日到6月中旬，她应中国京剧院邀请在北京舞台上与中国京剧头号小生叶盛兰合作演出《得意缘》、《贩马记》、《穆柯寨》、《凤还巢》、《生死恨》、《吕布与貂蝉》、《游园惊梦》、《玉堂春》等剧目。这是展示中国传统戏剧表演精粹的华筵，也是当代中国戏曲舞台最佳生、旦演员的绝配，绝演与绝唱。因为自这次演出以后，言慧珠告别了京剧，叶盛兰成了右派（另文讲述）。我每晚都去欣赏，整日价心猿意马，为此恨不得要去逃学。
我对父亲说：“我不想上学了。”
父亲问：“那你想要去做什么？”
“言慧珠美死了，美的让我想去给她当使唤丫头。”
父亲大笑说：“你给她当使唤丫头，那我还要给你雇一个使唤小丫头。”

【三更归梦三更后】
也就在这个6 月，中国政治的风向陡转，从“整风”转入“反右”。舞台上那么机灵的言慧珠，晕了，也傻了：自己无非是一心只想多演戏的呼吁，怎么会成了“发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更要命的是，她平时的人缘就差。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言慧珠身边没“道”了，全都是“墙”。原来还算朋友的人，刹那间也都变成了冤家。而冤家们几乎一致认为，言慧珠就该是右派。上海京剧院里批判她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呀，贴呀……
不明白这场政治运动的起因，却懂得这场政治运动的后果。言慧珠再是个“政盲”，但自1949年以来，中共所给予民众的政治直观教育可谓生动又深刻：土改运动，有了“地主、富农分子”；三反运动，有了“老虎”、“奸商”和“三反分子”；镇反运动，有了“反革命分子”；肃胡运动，有了“胡风分子”。那么，这次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要有些人去当“右派分子”了。如果自己当了右派，心高气傲的她从此只能是一堆土、一摊泥，别说演戏，连个人样儿也无。她后悔莫及，谁叫自己争戏演呢？谁让自己去发言呢？谁让发言上了报呢？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再往下想，她就想到了死——自杀。这是她贯穿一生的情结，死结。
一天，上海文艺界在文化广场收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录音传达。刚传达完毕，从喇叭里念出了包括言慧珠在内的一连串的名字，叫这些被点名的人到后台去。大家估摸着：他们可能都是上海市的右派了。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暗中惋惜。
言慧珠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敛气而行。悸动又恓惶，恐惧且哀伤。
到了后台，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早就坐在那里了。他对言慧珠严肃地说：“言慧珠同志，你的那些话，说明你有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应该深刻检讨，取得群众的谅解。如果对抗下去，矛盾就有可能转化。”
在上海戏剧界，有两个真心替她着急的人，那就是俞振飞和许思言。俞振飞跑去找到徐平羽，希望领导能宽大言慧珠，否则，这个女人很可能走向绝路。徐平羽说：“她发言影响很不好，人缘也不好，很难过关。唯一的办法是深刻检讨。”又说：“要她自己深刻检讨是不可能的，你和你的朋友去帮帮她吧！”
俞振飞约了许思言，一齐来到华园。为了让她检讨，俩人费尽唇舌。言慧珠不是不想检讨，而是对检讨毫无信心。
许思言火了，指着孩子说：“你不做检讨，戴上帽子，你自己怎么过日子暂且不说，小清卿怎么办？”小清卿，是言慧珠在1955年秋率“言剧团”到无锡演出时，与跨刀（指戏班次主角，二牌演员即称跨刀，寓有随从协助之意）老生薛浩伟一度同居的结晶，三十六岁生子。为此，她不得不与这个自己并不爱慕的人结婚。
言慧珠仿佛被电流击中，双手紧紧抱住孩子，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洒满衣襟……
她终于低头了，到京剧院向领导表示接受批评。
“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回首前尘，辗转纠结，该如何清理沉埋的心事？任你怎样的炽烈与惨淡，只有自己一一摊牌了。为了一纸检讨，苦熬三个月，言慧珠把这辈子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全调动起来。她想起小时侯，为了得到一枚钻戒，几天几宿睡不着觉，千方百计要弄到手。这件事多么能说明自己的自私与无聊呀！10月，在美琪大戏院召集的上海文艺界大会上，言慧珠就从进幼稚园检讨起，一直检讨到当天为止。她坦白事实，批判错误，挖掘根源。联系思想，联系历史，联系家庭，联系社会，联系转瞬即逝的“一闪念”，联系一切能够联系的。自觉向共产党输诚，也向所有的人低头。紆尊降贵，远比想像来得痛苦。人本有颜色，而需要做的是自己一层层地剥去颜色，把内里的筋骨血肉都掏出来；人本有情爱，现在需要做的是把早已入土的死者、亲者重新翻检，暴露于光天化日……许多人被感动了。
当然，再多的群众被感动，也未必过关。会上，徐平羽开口了。他说：“言慧珠同志的检查很深刻，态度也很好，戴不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一锤定音。这时，再有人觉得她该是右派，也没用了——毛泽东的“干部决定一切”，在这儿用得多好！
散会后，徐平羽在楼梯口遇到担任上海市戏曲学校校长的俞振飞。他主动对这位校长解释道：“戴上帽子很容易，可就毁了一个人才，再要培养一个像言慧珠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所以，今天我竭力主张不戴她的帽子。何况，她的检查确实写得很好。看来，她的文采也不错嘛。” 在徐平羽和其他朋友帮助与护卫下，言慧珠度过了（19）57年的夏季风波。但从此，言慧珠害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过关啦，过关啦！”当晚，言慧珠从剧场回到家，一进门就对等候在那里的俞振飞和许思言，大喊大叫。跟着，她就让家里的佣人摆上准备好的螃蟹宴。酒过三巡，她抱着孩子，突然立起。说：“患难之中见人心。今天我不知道向你们说些什么好！以后，我会竭尽全力为昆曲服务。”一杯喝下，她又说：“两三个月里，我懂得了什么叫同志式的感情……很多人都把我们这些人看得太坏，久而久之，我们能不多长几个心眼吗？”
言慧珠的这份检查，后来还上交到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手里。1959年初，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期间，俞振飞、言慧珠和上海京剧院赴会演出。刘少奇和周恩来就亲口对她说：“你的检讨很好呀！”

【批判陈仁炳】
毛泽东领导的所有政治运动，最生动的场面便是参与者、卷入者的相互攻讦，彼此出卖。出卖不再属于个人品德或私人恩怨的问题，它被官方视为塑造革命情操、考核阶级立场的有效手段。在攻击与被攻击中，两败俱伤，彼此都是贱相和丑态。场面的制造者便以这些贱和丑，一方面搜集为证据，一方面以此反衬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高贵”、“圣洁”和“正确”。
言慧珠在遭众人射杀的同时，也被加工制造成一粒子弹，射向章（伯钧）罗（隆基）在上海的骨干分子陈仁炳。因为在“鸣放”期间他代表上海民盟市委在电影、戏剧、出版、文学等方面召开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陈仁炳曾请王西彦等作家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也曾过问言慧珠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到了“反右”阶段，这些都是他向党进攻、“煽风点火”的凭证。言慧珠的批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言慧珠发言的全文，题目叫做《陈仁炳的鬼把戏》。文章写道：“陈仁炳表面上摆出一副好像替我鸣不平的伪善面孔，骨子里却是贩卖向党进攻的私货，不惜捏造事实，假借名义，挑拨上海京剧院的领导和演员的关系。我们京剧演员饱尝过旧社会的贫困、压迫、侮辱的痛苦，在社会主义社会地位提高了，生活安定了，一切条件都优越了，今昔相比，我敢说任何一个京剧演员打心眼里都会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社会的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陈仁炳的挑拨伎俩是徒劳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她是在奉命批判。否则，怎么能过关？
1958年，过了关的言慧珠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吴晗任团长，俞振飞任艺术顾问。在欧洲七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英国、瑞士、波兰、捷克），她连演八十余场《百花赠剑》，不仅没喊一声累，还坚持每天写日记，在国内发表。她文武双全，没人不佩服。

【如意，也不如意】
1959年，俞振飞、言慧珠来北京与梅兰芳合作拍摄电影《游园惊梦》（梅兰芳饰杜丽娘、俞振飞饰柳梦梅、言慧珠饰春香，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60年完成）下榻前门饭店。不久，许思言因公也到了北京。刚进房间，俞振飞见了他，一把抓住，要求他与自己同住，还没等许思言答应。俞振飞的学生就连服务员加上一张床。
学生偷偷对他说：“您来得正好，先生（指俞振飞）实在吃不消了。”
连言慧珠的保姆也附和上一句：“您住在这儿就太平了。”
显然，正副两位校长之间，有了点麻烦。原来，男校长是天天睡不醒，女校长是夜夜睡不着。睡不着的，就到隔壁找睡不醒的，一夜一夜地聊个没完。弄得正校长苦不堪言，苦不堪“言”。这不，来了替死鬼。还能轻易放过？（左图，言慧珠与俞振飞合演《凤还巢》 据www.shidaiguocui.com/zhuanti/yzhf100/index.htm
回到上海，俞振飞几次见到许思言，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1960年，言慧珠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月后，许思言接到俞振飞（黄蔓耘已病逝）电话，说：“市委领导同意我同言慧珠结婚。明天在锦江饭店订婚，慧珠要我请你来。”
“我的天！”许思言大吃一惊，刚要开口，便觉不对。忙说：“恭喜，恭喜！”
婚宴当晚，酒阑席散，许思言踏月而归，他边走边想：“这可真像一台戏，不知结局是喜还是悲？也不知这对‘欢喜冤家’能够相聚到几时？”
在这桩如意又不如意的婚姻里，言慧珠是主动的。她一到了戏校，就渐渐有了这个念头。一方面，她想得到一个博学多才的男人为晚年伴侣；一方面，她是借重俞振飞的艺术地位，提升自己的艺术身价。这是爱情与功利的双重考虑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直接来自言慧珠独特又复杂的性格。她对俞振飞百依百顺，俞振飞觉得她娇艳可爱。
婚前，在华园。俞振飞索性对言慧珠说：“看样子，你对我很有意思，想要和我结婚了，是不是？”
言慧珠大喜，说：“你猜透我的心思啦？直到今天，我总算听到你的心里话。”
“那我们的性格合得来吗？你好胜要强，我淡泊宁静，一软一硬，恐怕捏不到一起呢！”
“一软一硬，正好取长补短，和好相处。要是两人都硬，就非吵不可；都软呢，粘粘糊糊的，也没意思。”
以后，听许思言说，他俩关系并不怎么好，经常吵架。看来，软硬搭配也非最佳夫妻组合。

【墙头马上】
1959年10月1 日的前一个晚上，言慧珠和俞振飞在北京演出了昆曲《墙头马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而演，这是她舞台表演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凡参加排练的人，无不为她的严肃认真、细致周到、精益求精的作风所感动。即使是她的冤家对头，也表示“值得学习”。她根据元代杂剧大家白朴提供的文学剧本，反复琢磨设计人物造型和身段，还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配置了不同的服装、头面（旦角头上各种化装饰物的总称）。自己亲自到专门的绸缎店去挑衣料，自己重新设计点翠头面（头面中的一种硬头面，旦角头上饰物。即用翠鸟羽毛剪贴于金属底版上制成，富丽堂皇），并拿出自己的金条将点翠头面镀上黄金，这样，在灯光下更光彩夺目。又把自己的家藏的首饰，都拿出来使用。言慧珠喜欢钱，也能挣钱。我前面讲了，她对“公私合营”不感兴趣，主要是觉得私人戏班能为自己多挣钱，人也自由。但她毕竟是个艺术家，爱艺术胜过爱金银，爱舞台超过爱钱财。为了唱好一出戏，言慧珠啥都舍得。
1959年 10月，已划为右派分子的父亲收到了《墙头马上》的戏票，一看演出地点是在中央统战部礼堂，便犹豫了——他想看台上的戏，不想看台下的人。但经不住我再三请求，父亲还是带我去了。事先，他对我说：“小愚儿，爸爸不打招呼的人，你不要去招呼。”
父亲特意去得早些，挑了个靠边儿的座位坐下。他闭目养神，我则东张西望。一会儿，礼堂掀起一阵骚动，我站起来，跑到过道看究竟。然后，兴奋地对父亲说：“赵丹来了。”再一会儿，礼堂又一阵掀起骚动，我又站起来，再跑到过道看究竟。返回座位后，对父亲兴奋地说：“爸，夏梦来了。”
“谁是夏梦？”父亲问。
“香港电影演员。穿着红大衣，戴着金耳环，可漂亮啦！”
礼堂里，相继来了许多高官。他们没引起观众的任何反应。我得意地对父亲说：“爸，怎么样，搞政治的比不了搞艺术的吧？连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进场都没人搭理，就更别提你了。”
父亲听了，居然很高兴。
1963年《墙头马上》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艺术片。拍摄期间长春温度在零下三十度。清晨，所有的演员都钻在被子里养神，惟独她一个人在场外练功，天天如此。
想看言慧珠吗？现在的人，只能看这部电影了。瞬息风华，留此见证。而这个戏的镀金头面与各色行头，都在“文革”的一把大火中烧光。

【阿庆嫂第二】
1964年，正是江青亲自挂帅，击响了京剧大演现代戏的锣鼓。夏季，北京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上海参加的剧目有大戏《智取威虎山》，小戏有李玉茹的《审椅子》，童芷苓的《送肥记》。没言慧珠的戏，也没她的事儿，是观摩者，一个看客。内心的烦闷可想而知。她对别人说：“观摩观摩，专观专摩。”言外之意，我言慧珠现在只有看戏的义务，没有唱戏的资格了。她不安，更不服。
岁尾年初的时候，许思言收到言慧珠寄来的两张戏票，还附了一封短信。她说：“过去演旧戏多，现在很想彻底改造自己，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演阿庆嫂（即《沙家浜》女主角）是我决心改造自己的一个表现，希望得到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其实，她哪里是想彻底改造自己，还是在闹“我要演戏”！
看后，许思言非常感动，觉得言慧珠演这个戏，大概没比《墙头马上》少费心，少使劲。大幕落下，忙去后台向言慧珠祝贺：“好哇，精彩！你的阿庆嫂，全国第二。”
“第一是谁？”言慧珠立即追问。
“丁是娥呀！（沪剧《芦荡火种》里的阿庆嫂的扮演者，京剧《沙家浜》由沪剧移植过来）”
她高兴地笑了。这么好的一出现代戏，照理很值得宣传。谁知在当时的报纸上，连一个广告也没找到。
春节的时候，许思言到华园去拜年。他问俞振飞：“你看慧珠的阿庆嫂怎么样？”
俞振飞说：“真好！丁是娥的戏，我没有看过。别人可都不及她。在阿庆嫂身上，她花的气力真不小，动机也好——通过演戏改造自己。可是人家还是在攻击她，真是不讲道理了。”
从演梅派经典，到唱昆曲《墙头马上》，再到现代京剧《沙家浜》——她像一张满弓，但凡使出一把气力，送出箭来都铮然有声，且直射靶心。这些艺术创作是言慧珠的生命表现。而艺术创作又决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它是个神出鬼没的东西，与心智相通，与传统相接。若无一点艺术灵感和悟性，任你雄心万丈，最后也是徒劳和妄想。想想她，再看看我们自己，两厢对照，差异惊人：我们的生命很长，用很长的生命去等待。她的生命很短，用很短的生命去创造。
1965年，言慧珠得到了一个歌剧本，叫《松骨峰》，描写的是一个朝鲜女英雄。她不禁联想起曾经演过的《春香传》。不安分的她又跃跃欲试了。人家就是那么有本事，没过多久，她还真的就在上海戏曲学校的舞台上演了现代戏《松骨峰》。没人叫好，自己也吃力。“一分是流水，二分是尘土，不觉得春将暮。”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累了，力气也没有了。舞台不属于我了。”纵有欲望挣扎，已然力不从心。谁知这句感叹的话，在“文革”中即被视为反党的有力“证据”。
江青听说言慧珠排演现代戏，叫什么《松骨峰》。随即放出话来：“叫言慧珠别演啦！好好闭门思过，休想到我这里沾边！”
一句话，把她踹出了三界外。

【可萌绿，亦可枯黄】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个国家开始了权力与暴民相结合的恐怖统治。上了年岁的中国人大多“看了些荣枯，经了些成败”。但谁也没有经历过举世无双的“文革”。6日早上，俞、言夫妇照常去戏校上班。一进校门，气氛就万分紧张，心头一片惊惧：校长室成了造反派办公室，排练场成了大批判的战场，所有的墙壁贴满了大字报，俞振飞和言慧珠的名字都被打上血红色的×××。高音喇叭里不停地发出怒吼，命令这个，勒令那个。每天上午，都是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度过。几天前还是文弱的学生，瞬间都成了凶残的魔鬼。她和丈夫浑身上下刷满糨糊，前胸后背全都贴着标语和大字报。二人垂眉低首，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俩还要清扫厕所，因俞振飞平素为人和蔼，能随遇而安，便有人悄悄帮忙。别人帮忙的时候，他只需在门口“望风”。对言慧珠则大不相同。她平时待人刻薄，出语尖利。本来对她有好感的，就没几个。现在见她扫厕所，可有人高兴了。只要见她直直腰，稍息片刻，就会引来大声责骂。夫妻性格不同，待人接物各异，竟能生出相反的境遇来。
这些学生在批斗的时候那么粗暴，可在抄家的时候又很是精细，把言慧珠塞在灯管里的、藏在瓷砖里的、埋在花盆里的钻戒（多达几十枚）、翡翠、美钞、金条（重十八斤）、存折（六万元）都掏了出来，整整抄了一天一夜，连天花板都捅破挑穿。言慧珠的首饰是有名的好。对此，文怀沙先生曾说：“言慧珠的首饰，不要说别的，单是一件就都不得了！”这一件是个啥物件？一只白金手镯，上镶八颗钻石，每颗一样大小。重多少？一颗七克拉，一共五十六克拉。而今价值几何？行家一算便知。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成空。天仙般的女人，这次真的是从莲花宝座上跌落，滑过人间，直坠地狱了。
言慧珠一生惜才财如命，顷刻间却化为乌有。她坐在地上，大喊：“天理，天理何在啊！”
9月初的一天，许思言凌晨从单位回家。下了公共汽车，摸出钥匙刚要开门。忽然，从旁边小路口，闪出一个女人的身影：“老许同志……”
“慧珠，你怎么在这里？”
她畏畏缩缩，低声道：“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你。许先生。”
先叫“同志”，后改“先生”，许思言不知该如何做答，遂问：“这里没有人，你不要紧张。俞老最近可好？”
“怎么会好呢？已经戴了一次高帽子，家里的东西都抄走了……”
沉默，彼此沉默。
大难已至，谁与凭依？言慧珠满含泪水，半晌又问：“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该怎么办？看见人家戴高帽子游街，就浑身发抖，我无论无何受不了……”是的，前有千古远，后有几万年，可是如何打发眼前？言慧珠无法超脱，她非哲人；言慧珠无法苟且，她非草民。
许思言握住她的手说：“你自己要珍重，不要忘了清卿这孩子。”
她也紧紧抓住他的手，说：“请你多关心！”说完，掉转身，快步隐没在黑暗之中。
为了小清卿，她曾偷偷拿出两、三千元的现金，给几位要好的朋友，请他们替自己今后照顾好孩子。但这些朋友，为保全身家性命把钱都如数上缴了。这样一来，罪行越搞越严重。言慧珠眼前没有一丝的光明，心中没有一丝的暖意。
当艺人金素雯、胡梯维夫妇自杀的消息传来，言慧珠便萌生了和俞振飞一起自杀的念头，遂叫保姆买了熟菜和两瓶酒。她不哭了，也不愁了，满脸微笑地喝酒吃菜。夫妇二人一再碰杯之后，她开了口：“真是对不住，连累你了。我们结婚多年，性格两样，可也不好不坏。等运动过去，好来好散，我们就离婚吧。”
这话言慧珠讲过多次，俞振飞也不觉奇怪，安慰道：“说些什么呀！难得这样聚聚，该多好！这运动还不定哪天结束呢。”
再喝一杯后，言慧珠亮出了自己的想法：“金素雯夫妇双双上吊去了。我们怎么办？一起死吧，一了百了。你肯吗？”
因为言慧珠一生说过无数次的“死”，自己也“死”过多少次。俞振飞听了，尽管一惊，可没放在心上。遂好言劝解：“我不死，你也不要死。好端端的人，为什么要死？我们又没有做亏心事，干嘛要死！”
“我俩都是文艺界出了名的人，这次运动不会饶过我们。”言慧珠已完全绝望了。
人生可怜，无计相留。1966年9月11日，吃过晚饭后，言慧珠拉着儿子的手，来到自己的卧室（已与俞振飞分居）。很严肃，很庄重地看着11岁的小清卿，之后突然说：“妈妈要到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以后你要听‘好爸’（即俞振飞）的。”说完，拉着儿子的手，又来到俞振飞的卧室。言慧珠先跪在丈夫面前，然后一定也要小清卿跟着跪下去。孩子并不愿意，但看到母亲的神情，也就跪下了。她还要小清卿连喊几声“好爸”，孩子也顺从地喊了。俞振飞忙扶他们起来。
起身的言慧珠郑重道：“请你一定把他（指言青卿）抚养成人！”
俞振飞当场回答：“只要我有饭吃，他就有饭吃。我喝粥，他就喝粥。”
托付完毕，母子二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言慧珠给了小清卿五十元钱和一块小黑板，并对他说：“明天是星期天，你好好到公园玩一玩吧。”
据保姆王菊英说，当晚的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言慧珠曾下楼到孩子的房间，坐在床边，呆呆地望着，望着……只要托付好孩子，她一了百了。
第二天，华园11号里还是一片寂静。保姆像往常一样准备好早餐后，推开二楼卫生间的门——
“啊！”一声惊叫。
一代红伶，去了。她穿着睡衣，素面赤脚，直直地把自己挂在浴缸上面的横杆上，冰冷而凛然。再检查，房内桌上，放着一叠钞票，五千元。上面写着，谁抚养孩子，钱就给谁。另有信三封。一给领导，一给丈夫，一给孩子。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做了自我批评，对丈夫表示歉意，叮嘱清卿好好做人。据说还有一封写给孩子生父薛浩伟的信。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生是循环不已的厄运，到了走投无路的一刻，只有消失自己。她脸色苍白，一双眼睛，似开似合。开合之间，流泻出二十世纪中国艺人内心永难排解的疑惑、悲苦与不平。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消息传出，谁都钦佩她的决绝，钦佩她以无比的决绝保持尊严，拒绝受辱。是的，如果愿意，人的生命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有关方面还要召开“现场批斗会。”没有人表示丝毫的同情和惋惜，到处都是人类可哀的怯懦。我不

前言

十年文革，返祖到人类原始的残暴、残酷、残忍事件，时间已过四十年，许多种人几乎都有祭，唯独地富阶层连他们的子子孙孙被整死了后，仍在荒山野岭成了野鬼孤魂，无人问津。流落在民间的这些故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笔者从民间的口述历史，寻觅这次不应有的沉没。也许让后人有许警觉。正在质疑时，原来文革过去已四十年，这么一件重大事件，却很少见到几篇祭文，更谈不上这些中国的边缘化的异类了。

那一半该不该杀

1968年秋，常宁县庙前公社武装部长和一批所谓造反派，公然私立法堂——“人民最高法庭”，一次杀死了25人，一个青年贫农也吓得手脚颤抖，双膝跪在大队干部面前，又是请罪，又是求挠：“书记，我该死！我该死！讨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立场不稳，背叛了本阶级。我老婆是地主子女，理当地主阶级，她该杀，但是我请求留下我那一半！”

“你这话是什么意识？”书记莫明其妙地反问。

“她肚子里的胎儿有我贫下中农一半的血脉了。”

“这个？不好处理，没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说吧！”

不久，“杀人风”制止了，这个地主子女的命总算留下来了。这股风从湖南常宁县南的道县飞来，首先在庙前公社开第一刀，很快传到东乡，直到北乡的一大部了。就是说延及大半个县。据政府后来统计，常宁此次共被杀了83人，可惜无人把这椿奇冤详情纪录下来。为此也让世人了解这股风源，特此纪录下来，也算让常宁人了解这段冤情实况。后来国内出版了《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录》里简述了一点。可悲的是全国已出版了的书，公然发生地的常宁人们自己却淡化了。

一场文化大革命，什么骨肉之情，世道之理，治国之方，一概丢到万丈深潭去了。它把人们带到原始部落的荒原：漫骂、罚挂黑牌、戴高帽、穿彩衣、剃光头、打锣游街、吃馒头、跳美国舞、拳打脚踢、关黑屋…….，这还只是小菜一碟。更有惨绝人寰，毛骨悚然的花样：棍打、扳缯、坐老虎凳、杀雷公尖、踩杠子、跪玻璃瓦砾、乱石砸死、鸟铳打死、菜刀砍死、自己挖洞自己跳、一箩石灰活埋……总之，尽五千年的残酷手段，一下子无师自通了。人本来就是兽类进化而来，但是在文革中这种人性又返祖到兽性里去的现象，其暴力行为和迫害行为之普遍，不是社会和国家对暴力采取某种实际上的宽容态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时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声称：“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更可悲的是对那些参与暴力行径的多数人来说，并没有认识这种暴力并不是一种恶，而是被认为合乎“革命道德”的行为，是革命的坚定性的表现。这不仅是国家法制遭到破坏，同时更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性得到了肯定。有人说这是盲动，但也有人说，这更是盲从，说到后者，一切按“最高指示”办，谁敢不行？

“造反有理”嘛！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嘛！

都不能说没有根据。早在1958年8月召开的国家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长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转引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平日且如此，更何谈运动之时，所以文化大革命时的法律已成唾液，成了受批判的东西。请看共和国主席、国家元帅不就是只凭一个人一句话，就被拉下来批斗，打得鼻青眼肿，骨断筋伤，饥病交加，直至死无葬身吗？下面怎能不遵最高指示办呢？上面不是树了样板在吗？

文革实录之一，杀红了眼的“革命”恶魔

地点：湖南道县

时间：1968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之久。

文革烈火烧到道县，起初，这个县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红旗与革联。正当两派斗得热火朝天时，有人突然放出谣言：“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人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人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屠杀手段有：刀砍、铳打、铁铬、活埋、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几十人绑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里用火活活薰死、一群群的人推进其深莫测的溶洞再在上面用石头砸死。还有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截指、砍肢、割乳房、割生殖器……惨不忍书！一时间，整个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

据道县这次惨案，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道县所在地区零陵十个县市，以及外地区的毗邻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它成分者411人，占4。5%。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出生10天。

经查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者达14000馀人。

以上只是个大概，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师死里逃生一幕，可见当时具体惨状。祥述如下。

1968年8月26日，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前一天因出身地主，被造反派抓走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她哄着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冲门声将她吓起来，没等到她穿上衣服，门已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他们进屋就吼叫着：

“起来！起来！开会去！”

母亲只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几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带到大队仑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子女14名，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

初期，已被清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

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勤进肉里。

她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压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喊道：

“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群人被赶着出发了。

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绑着，孩子们只好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

来到枫木山，唐书记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布道：

“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在判你们的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呆了。

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把人推进那深不可测的溶洞。

开始执行了。

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压去……

“蒋汉正！”

唐支书点着周群丈夫的名字，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大声哭叫着，她想扑过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60岁的着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让吃三个热包子哩！”

没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五、六、七、八……第八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三个孩子哭得极惨。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见凉风嗖嗖，阴气迫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么喝着。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钎，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因为已经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别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她大女儿帮妈解开了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没死，凭着十七八岁的精力，总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去营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她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后满地是尸体，但她们侥幸都活着。

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

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尸体上，都要睡一会儿。丈夫被铁丝绑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内俱焚！

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体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地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红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点，哪有什么红高粱呀？咱们是在硝眼里啦！”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也没有声响了。周群八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

“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

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还是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着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喝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个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里，艰难地度过了七天七夜。

文明的社会 超祖的野蛮

“文革运动”的第三年（1968），引出一桩“湖南大屠杀”惨案。首先由常宁邻居的道县开始，祸延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到处都处在无政府状态。风声鹤厉，人心惶惶，胆战心惊，不可终秒。这时候，公然有个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织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13人，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发起的第一人，就是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在北京呼吁有正义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造成强大声势，震动了中南海。“湖南屠杀”的简报，中央首长，人手一份。第一天，周总理挤出十多分钟亲自接见了。在总理的特别关注下，次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即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令示“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反革命。马上黎原返湘，派飞机散发传单，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双手沾满人血的凶手，受到了制裁，制止了一场血洗劫难。在正义已经死亡，国法如废纸时期，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英雄哪里？英雄在这边！

上京告御状的人中，还有三位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这里且说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位死尸了。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跪在薯窖边，只听得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才吃吧，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他顺势就倒下薯窖里没有再挨刀了。当时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他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了出来。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就扶他上了北京。另从双牌水库和潇湘河里取了血染红了的水，标本带到北京。经化验含血量千分之三。

杀人的起因，是道县民兵从一户地主家子弟家里搜查出办公共食堂时发给的早已作废了的豆腐票“一团”、“二团”，（该地称一块叫一团）谁知被逼供为组织了反共救国军“一团”、“二团”，就是如此糊里糊涂而大开杀戒。最初由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兼亲带故的什么12种人、21种人，再扩大到不服从安排的、不听话的、出工不积极的、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例如白水的李作才，广西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训一年就从教，从桂阳流峰中学教导主任位上开除，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凶手对他要用锄头挖，本人要求用枪打，因未击中要害，硬逼他两个儿子用石头把父亲活活砸死。一位中山大学外语教师尹礼干，只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都被杀了，还以“父病危速归”的电报骗他回去，还未到达家门，就用锄头挖得半死才活埋了。有的从阴户、肛门用木棍插进而死，有的被捆绑跪在床门口，看着老母、妻、妹被强奸、轮奸，然后用绳子牵着手脚，逼到水库淹死，有的强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边，再迫亲人挖死。老的年已八十，小的才二、三岁，强令一家人坐好，用锄头一个一个地挖得半死，才拖出丢在水库或土窖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原始野蛮人类的历史中，日本侵华对待异族历史潮流中可能有此，但是中国人对待自己的人还能下得这样的手，而且在中华民族已有漫长的文明史的今天，将永远催人痛哭。

留下我打石灰也好

1968年秋的一天，庙前公社非法杀25人那天，被杀者中有个李明番者，常宁解放区之初，他还在念大学，土地改革时，上有父兄，土主分子当然轮不到他的头上。但是他再也出去不了。只得在家里种地。

从此庙前乡政府、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的一任大小传信事件就是他包下来子。庙前地区都是山区，走一遍就是几十里，无论严寒酷暑，深更半夜，总是随喊随动，完全认务制，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价钱讲。特别是生产队的重活、难活、脏活，总是离不开他。例如水田打石灰，其它队里都是轮流打的。它这队有了他，年年岁岁都有是由他包打了。每打一届石灰，身上皮肤几乎没有一点好地方。全队人们也都说他老实苦干，深得好评。可是这次“杀人风”一来，他还是逃不出这个厄运，凑到这个数里来了。

他问那批刽子手头头：“我犯了什么错误？”

“没有呀！”

“那为什么要杀我？留下我帮你们打石灰也好嘛！”

“因为你家里从前有过很多田地呀！”李明番再也没得说的了。

真假黑杀队

在那革文化命的年代，从道县传入了股“杀人风”，很快吹遍常宁大半个县。谣言什么1952年土地改革时候划的地富反坏分子16年后反过来要杀贫农了。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就明说着五年以后就应根据其表现改变他们的成份，但在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原有法令都不准数了，毛泽东的改造办法实施多年也自我宣布失去灵验。因为阶级斗争不但没有稍息，反而越来越尖锐化，甚至阶级敌人钻到共产党中央核心里来了。所以风头一来，下面随也不去证实、不去分辩，而且也不需要去分辨。甚至一证实、一分辨，就会大祸临头。

因此一群愚氓，就到处私设公堂，自封人民法庭，打着镇压“黑杀队”名目，实际自己正在组织黑杀队，乱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并株连他们的子女。可算真黑杀队乱杀假“黑杀队”。而且真黑杀队里有中共党员、大队书记、甚至公社干部，奇怪！奇迹！

中共樟塘大队王书记听到庙前公社“杀人风”这个消息，万分兴奋。为表现自己对毛主席的“三忠于”，便大显身手，先拿大队几个地主开刀。王书记立即召集大队治安主任陈主任，民兵营长张营长，贫协会段主席开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大伙立即通过这个决议。按照会议常规先模底，先从外地迁入的地主廖常吉、张靖光和本地坏分子段绵祚开刀。再来收十这伙人的子女。

罪名：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已经参加了“黑杀队”，要把贫下中农斩尽杀绝。这样一来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么干还是每一次，怎么杀，大伙又密谋计议一番，便分头行事。

1968年11月3日，素色的月光，给大地披上了丧服，民兵营张营长，率领一支基干民兵，手持梭标，布置在马路上来回巡逻，12点时分，他们在一户人家停留了下来。

主人名叫廖常吉，因父亲曾在老板许长青家里帮过生意，买了十几亩田，又建成几间小房，解放前夕死去，在土改时廖常吉就顶了父亲门户划上了地主分子，扫地出门，与刚从县师范毕业的弟弟廖常美隔离，外迁到樟塘乡来了。前几年老婆又死，带着15岁儿子过着安份清苦的日子，老老实实，埋头苦干。

这夜，忽然一阵猛烈的槌门声把他从梦中惊醒。廖常吉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才拨开门闩，一伙民兵一窝蜂拥了进来，就把廖常吉和他的儿子廖树声捆住。廖常吉高喊“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捆我？”大伙也不听他的